春天的风裹着海边的咸味儿吹进玻璃窗，北京市骨灰撒海办理处的门楣上，铜铃被风撞出清响。张阿姨攥着老伴的死亡证明站在台阶上，指尖泛着青白——这是她第三次来，前两次都因为忘带骨灰寄存证折返，这次终于把材料凑齐了。门里传来一声“张姨，进来坐”，李姐系着蓝围裙从里屋走出来，手里端着一杯温蜂蜜水，杯壁上凝着细小的水珠，像极了老伴生前给她泡的枸杞茶。
办理处不大，也就两间房，却装着满墙的“故事”。正对着门的墙上挂着几十张拍立得照片：穿碎花裙的老太太把花瓣撒向海面，戴眼镜的小伙子扶着父亲的轮椅站在船头，还有穿蓝马甲的工作人员蹲在地上，帮小朋友系松开的鞋带。照片下面贴着手写的便签，有的歪歪扭扭：“谢谢王哥帮我搬骨灰盒，我妈说他的手很暖”；有的带着泪痕：“那天的浪很慢，像爸爸拍我后背的节奏”。靠窗的桌子上摆着个竹编筐，里面是拆开的饼干袋和一次性纸杯——李姐说，常有家属早上没吃早饭就来，胃里空着，说话都没力气，“饼干是超市买的苏打味，不甜，适合血糖高的老人”。
其实办理撒海的流程真的不复杂，但第一次来的人总像没头的苍蝇。张阿姨还记得第一次来的时候，把死亡证明攥得皱巴巴的，话没说两句就开始掉眼泪：“我家老周走之前说，要回海边——他是烟台人，小时候在海里泡大的，说死后要变成浪，拍着老家的礁石。”李姐拉她坐在沙发上，从抽屉里拿出一张皱巴巴的A4纸，上面用铅笔列着材料清单：死亡证明原件及复印件、家属身份证、骨灰寄存证、自愿撒海声明。“不用慌，复印件我们这儿能印，声明我读给你听，你觉得行再签”，李姐的声音像邻居大姐，手指顺着清单上的横线划过去，“要是嫌麻烦，我帮你打电话给寄存处，让他们把骨灰送过来？”张阿姨望着李姐袖口的补丁——是用蓝布补的，和老周的旧外套一个颜色——突然就稳了心神。
船是上周四开的，清晨五点半，办理处的小王开着电动车来接张阿姨。车筐里放着个布包，是李姐连夜缝的，“瓷骨灰盒沉，布包轻，能跟着浪走”。船舷上系着红丝带，是前一天家属留下的，说“给老周留个记号”。船开出去三公里，海面泛起细碎的金光，小王拿起话筒，声音轻得像落在花瓣上的雨：“各位家属，我们到了。”张阿姨解开布包，里面的骨灰是浅灰色的，像老周生前爱抽的“大前门”烟丝。她抓了一把，和李姐提前准备的百合花瓣混在一起，慢慢撒向海面——浪卷着骨灰和花瓣打了个旋，像老周生前跳的交谊舞，一步一步，往远处去了。旁边的小姑娘突然拽她袖子：“奶奶，你看，爷爷变成小浪花了！”张阿姨抬头，阳光穿过云层，把海面染成蜜色，像老周当年在颐和园给她拍的照片，背景是满池的荷花，风一吹，花瓣落进她的发梢。
从海边回来，张阿姨把老周的照片贴在了办理处的墙上。照片里的老周穿着藏青色外套，站在天坛的槐树下，手里举着个糖葫芦，笑得眼睛眯成一条缝。李姐找了个最显眼的位置，用蓝胶带粘好，旁边加了张便签：“周叔，今天的风很软，像您给张姨织的围巾。”办理处的工作从没有“结束”的说法——李姐会在每年的忌日给张阿姨发一条消息：“周叔的位置涨潮了，浪拍在礁石上，像您当年唱的《大海啊故乡》”；张阿姨会回复：“我煮了绿豆汤，盛了一碗放在窗边，风把味儿吹出去了，您闻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