清晨的海边飘着咸湿的风，张阿公坐在那块磨得发亮的礁石上，手里攥着半块桂花糕。浪卷过来时，他把糕屑轻轻撒进海里，皱纹里浸着笑：“阿菊以前跑船，总说码头的桂花糕甜得能盖过海水的苦，今天我特意买了最甜的。”去年春天，他把阿菊的骨灰撒在这里——不是选什么“风水”，是阿菊临终前抓着他的手，气息微弱却清亮：“我想回到浪里，像我们刚结婚时，站在船头喊‘浪来了’那样。”风裹着浪声扑过来，张阿公摸了摸礁石上的刻痕，那是阿菊当年用船桨划的“我们的海”。
小棠的妈妈选了树葬，在城郊生态陵园的玉兰树下。每个周六的清晨，小棠都会提着喷壶和湿毛巾过去，先擦一擦树牌上的名字“林秀芬”，再给树干浇两圈水。今年春天玉兰开得早，花瓣落在她手心里，像妈妈以前给她扎辫子时，落在发间的茉莉。“我以前怕树葬会冷，”小棠蹲在树底下，把三叶草塞进树洞里——那是妈妈教她认的“幸运草”，“后来发现树在长，她就还在长大。上次我带了妈妈爱吃的绿豆糕，风一吹，花瓣落在糕上，像她帮我摆的盘。”树洞里堆着小棠的“悄悄话”：月考考了满分的试卷角、路上捡的银杏叶、甚至是刚买的口红试色——像妈妈还在时，她凑在厨房门口说“妈你看我新裙子”。
我们总爱问“哪个更痛苦”，其实是太怕“失去”的重量压得人喘不过气。外婆走的那年，我抱着她的骨灰盒哭了三天，总想着“把她放在哪里才安心”：放公墓怕她孤单，放家里怕她闷。直到有天我煮番茄鸡蛋汤，习惯性把番茄皮削得很薄——那是外婆的习惯，说“这样汤才甜”。香味飘起来的瞬间，我突然想起外婆站在厨房门口，拍着我的肩膀说“慢点儿，别削到手”。手一抖，番茄皮掉进汤里，我望着冒着热气的锅，突然懂了：外婆从没有“离开”，她的温度在我削番茄的刀工里，在我晒被子时要拍三下的习惯里，在我看到路边卖桂花糕时，会停下脚步的瞬间里。骨灰盒的位置从不是她的家，她的家在我和她共同拥有的“细节”里。
海葬的浪从不会冲散灵魂，因为浪里藏着阿菊喊“浪来了”的声音；树葬的土从不会埋住灵魂，因为土里藏着林秀芬种茉莉的温度。张阿公每天都会给阿菊拍日落——用旧手机，拍好后对着海喊：“阿菊你看，今天的云像你织的花布。”小棠把妈妈的围巾系在玉兰树上，风一吹，围巾飘起来，像妈妈在抱她：“上周我穿了新毛衣，围巾蹭到毛衣，都是妈妈的味道。”我们总以为“葬式”是给逝者的“归宿”，其实是给活着的人的“出口”——不是对着骨灰盒说“我想你”，而是对着浪说“阿菊，今天的桂花糕甜了”，对着树说“妈妈，玉兰开了三朵”，对着空气里的番茄香说“外婆，汤我煮对了”。灵魂的“安宁”从不在形式里，而在我们“好好说再见”的勇气里——把“我怕失去你”，变成“我带着你的份，继续爱这个世界”。
那天离开海边时，张阿公站在礁石上挥手，浪把他的影子揉碎在水里，像阿菊的笑声在浪里翻涌。小棠给我发了张照片：玉兰树底下铺着布，放着绿豆糕和茉莉花，风把布角吹起来，裹着花瓣落在糕上。照片下面写着：“妈妈说，花会开，人会想念，这样就够了。”是啊，不管是海葬还是树葬，不过是让逝者以另一种方式“参与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