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下的王伯走了，清晨保洁阿姨发现他倒在客厅沙发上时，手机屏幕还停留在社区食堂的订餐页面。他无儿无女，生前总搬个小马扎坐在单元门口，看小朋友跑着玩，偶尔跟路过的人念叨“哪天走了怕是连个烧纸的人都没有”。可最后送他的，是社区民政科的张姐、常去的那家老北京炸酱面馆老板、楼下便利店帮他代收快递的阿姨——一群“不相关”的人凑成了队伍，把他的骨灰送进了社区公墓的银杏区，墓碑上刻着张姐写的字：“王福林先生，爱听京剧，爱吃糖火烧，享年78岁”。
其实像王伯这样的情况，并非没有制度兜底。民法典里的遗赠扶养协议早有明确规定：老人可以与继承人以外的组织或个人签订协议，由对方负责生养死葬，死后遗产归扶养人所有。去年社区里的李阿姨就是这么做的，她一辈子没结婚，退休后把房子出租给了一家养老服务中心，条件是“平时帮我买菜做饭，死后把我骨灰撒进江边的枫树林”。李阿姨走的时候很安详，养老中心的护工给她梳了最喜欢的发髻，按照她的遗愿，没有放哀乐，而是循环播放了她生前常听的《牡丹亭》选段——没有繁琐的仪式，却满是她想要的清净。
更多时候，温暖来自“陌生人的善意”。我们社区的“银龄陪伴小组”里，有退休的小学老师周姨、送外卖的小杨、开水果店的夫妻档，他们本来只是偶尔帮老人搭把手，慢慢就成了“没有血缘的家人”。上个月去世的陈叔，是小组里的几个年轻人帮着操办的后事：他们翻出陈叔抽屉里的老照片，选了那张1985年在天安门广场拍的——他穿着洗得发白的蓝布衫，笑着比了个“V”字；联系殡葬服务机构用了惠民套餐，只花了三千块；还在小区花园里摆了几盆陈叔最爱的君子兰，那是他生前种在阳台的，叶子长得比人还高。陈叔生前总说“怕没人记得我”，可那天来送他的人站满了小区门口：有常来下棋的老伙计，有他曾经帮着辅导过数学的初中生，还有常来买烟的快递员。
现在的老人，早已不是只想着“必须有子女摔盆打幡”的老观念了。上周社区开“身后事座谈会”，几个无子女的老人讨论得热热闹闹：68岁的赵姐说“我想把骨灰埋在老家的桃树下，那是我小时候爬过的树，树根能接着我的魂”；72岁的老周说“我捐了遗体给医学院，反正一把老骨头，能帮学生学点东西比埋在土里强”；甚至还有80岁的吴奶奶开玩笑：“我要让无人机把骨灰撒到山顶，我这辈子没爬过泰山，最后总算‘上去’了。”他们更在意的，是“死得有尊严”，是“最后一程符合自己的心意”。而我们要做的，就是帮他们把这些“心意”变成现实：社区可以建立“老人遗愿档案”，提前记录他们的喜好——比如爱吃什么、想葬在哪里、有没有想见的人；殡葬机构可以推出更多个性化服务，森林葬”“海葬”的惠民套餐，或者帮老人定制“记忆展柜”，放些老物件当纪念；邻居们多搭把手，哪怕只是偶尔敲个门问一句“今天吃了吗”，或者帮着收个快递，也能让老人知道“就算没有子女，也不会孤单”。
王伯的骨灰盒旁边，放着面馆老板送的炸酱面——用保温盒装着，面条还冒着热气（其实是假的，塑料做的，但颜色跟真的一样）。面馆老板说：“叔总说我做的炸酱面比他妈做的还香，我就想让他走的时候，还能闻到这个味儿。”其实无子女老人的身后事，从来不是“谁来安葬”的问题，而是“谁愿意把他们当成‘家人’”的问题。当制度兜底（遗赠扶养协议、惠民殡葬）、社会善意（社区、邻居、志愿者）、个人意愿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