海边的风裹着咸湿的气息，掠过礁石上的青苔，掠过垂钓老人的草帽，也掠过那些藏在浪涛里的名字。有人说，海是最辽阔的故乡——当生命走向终点，选择与海相拥的人，其实是把自己揉进了更宏大的热爱里。有这样一群人，他们的最后一程，与海连成了最深情的线。
1976年的冬天，渤海的浪卷着碎冰，邓颖超同志捧着周恩来总理的骨灰，沿着甲板缓缓走向舷边。总理的遗愿早就说过：“把我的骨灰撒到祖国的大海里，让我再看看每一寸国土。”骨灰撒向了渤海、黄海、东海、南海——从北到南，从内海到外海，每一片浪涛都曾被他的目光温暖过。当骨灰融入海浪的那一刻，甲板上的人没有哭出声，只是望着远方的海平面，忽然懂了：这个把“为人民服务”刻进生命每一秒的人，连最后都要和他的人民、他的土地“永远在一起”。每当我们站在海边听风，总觉得风里有总理的声音——像他当年在政协会议上的讲话，像他陪农民蹲在田埂上的聊天，轻轻的，却有千钧的力量。
1935年，23岁的聂耳在日本藤泽市的海滩溺水，他的《义勇军进行曲》才刚唱遍长城内外。1980年，他的骨灰被迎回昆明，家人按照遗愿，把骨灰撒进了滇池。那天的滇池特别蓝，像他生前最喜欢的蓝布衫，岸边的人们举着小国旗，当《义勇军进行曲》的旋律响起，海浪突然涌得更急了——像是这位“人民音乐家”在和大家“合奏”。聂耳生前写歌时，总说“要让旋律像海浪一样有力量”，他的魂儿真的变成了海浪，每一次拍岸，都是他在唱“起来，不愿做奴隶的人们”。有位老人说，自从聂耳的骨灰撒进滇池，每到国庆节，滇池的浪声都比平时响——那是他在“和我们一起庆祝”。
2005年的东海，阳光洒在海面上，像撒了一把碎金。巴金先生的家人捧着他的部分骨灰，手里还攥着一张《海上日出》的手稿复印件——那是他1927年在船上写的，“太阳像负着什么重担似的，慢慢儿，一纵一纵地，使劲儿向上升”。按照遗愿，骨灰和手稿一起落入海中，纸页沾了水，慢慢沉下去，却像他的文字一样，永远不会消失。巴金先生生前说过，“我写了一辈子，都是在写对生活的爱”，他把自己变成了海上的“日出”——不是消失，是换了一种方式“升起”。有个作家朋友说，每次写不出东西，就去东海边上坐会儿，看着海浪，总觉得巴金先生在说：“孩子，要写真话，要写热爱。”
2006年的伶仃洋，风里飘着白玉兰的香气——那是香港的市花，也是霍英东先生最爱的花。他的骨灰被撒进这片海域，因为他生前无数次穿过伶仃洋，从香港到广州，从广州到深圳，为招商引资跑断腿，为奥运场馆捐巨款，为贫困地区建学校。他的遗愿很简单：“我是在伶仃洋上跑惯了的人，最后就回到这里吧。”撒骨灰的那天，他资助的奥运健儿来了，捧着刚从北京带来的牡丹；他帮助过的农民企业家来了，捧着从老家摘的橘子；连香港的出租车司机都来了，举着“霍生，一路好走”的牌子。霍英东先生说过，“人活着，要做有意义的事”，他的意义变成了伶仃洋里的浪花，每一次潮起，都是他在看“香港回归后的繁华”，看“内地的高楼越建越多”，看“奥运健儿拿金牌”。
当我们说起这些“与海相拥”的名字，不是在讲“结束”，而是在讲“延续”——周恩来总理的爱国心，延续在每一寸国土的繁荣里；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