清晨的海边常有风，带着咸湿的气息裹着白菊瓣飘向远处——这是一场没有墓碑的海葬。有人说海葬是“把生命还给自然的浪漫”，可当我们站在生死的交界线外，最常问的却是：这样的浪漫，需要逝者生前点头吗？
答案藏在法律的原则里，也藏在人心的温度中。从现行的殡葬管理规定来看，无论是《殡葬管理条例》里“尊重逝者意愿”的核心精神，还是上海、青岛等海葬试点城市的具体实施办法，都把“逝者生前同意”作为海葬的重要前提。比如青岛的海葬申请流程里，明确要求提供“逝者生前同意海葬的书面声明或录音录像”；上海的殡葬服务机构则会提醒家属：“如果没有本人确认，就算所有亲属都同意，我们也会建议再想想——因为这是逝者的‘最后选择权’。”其实不用翻条文，我们也能懂：就像没人能替你决定婚礼要穿白纱还是红裙，生命的最后归处，本就该由自己说了算。
为什么要这么“斤斤计较”？因为殡葬从来不是生者的“情感宣泄”，而是对逝者生命尊严的最后守护。去年遇到一位阿姨，拿着老伴的笔记本去办海葬——笔记本里夹着张泛黄的船票，是四十年前两人第一次去海边的纪念，页边写着：“等我走了，把我撒去那个能看见灯塔的海域，就像当年你等我下船那样。”阿姨说，老伴走前三个月还在念叨这事，怕儿女不同意，特意写了三封一模一样的信给三个孩子。“要是没这封信，说不定儿女会选土葬——他们总说‘海葬太孤单’，可老伴怕的是‘埋在土里，听不到海浪声’。”还有个更现实的例子：曾有兄弟俩因为海葬闹到公证处，哥哥说“爸爸生前说过想海葬”，弟弟说“那是爸爸开玩笑”，最后翻出爸爸的手机录音——里面传来老人的声音：“我小时候在海边长大，死后要回去，别给我买墓地。”录音停了，兄弟俩抱着哭——原来最该较真的，从来不是“哪种方式更好”，而是“爸爸想要什么”。
生活里总有“来不及”的遗憾。比如老人突然离世，没留下只言片语，这时候该怎么办？大部分城市的处理方式是“亲属一致同意+公证”：比如所有直系亲属签《海葬同意书》，或者提供逝者生前的“意愿线索”——比如邻居作证“他常说死后要去海里”，或者日记里写着“想变成鱼游回老家”。但就算这样，殡葬师们还是会说：“能问的时候尽量问，别等‘来不及’。”就像一位做了二十年海葬服务的师傅说：“我见过很多家属，抱着逝者的骨灰盒站在船头，有的哭着说‘爸，这是你要的’，有的哭着说‘爸，我不知道你要不要’——前者的眼泪里有安心，后者的眼泪里有遗憾。”
海葬的意义，从来不是“把骨灰撒进海里”，而是让生命以另一种方式“存在”：风里的咸味儿是他，浪拍礁石的声音是他，孩子们捡的贝壳里，好像藏着他当年的笑声。而这份“存在”的前提，是“他愿意”。所以当我们谈论海葬时，不如先放下“浪漫”或“冷清”的标签，认真问一句逝者：“你想好了吗？”因为最温暖的海葬，从来不是船头飘着多少花，而是风里传来的那句：“这是我想要的归处。”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