清晨六点的北京还裹着薄雾，我捧着父亲的骨灰盒站在首都机场T3航站楼的安检口——这是他生前反复念叨的“最后愿望”：从住了一辈子的北京出发，去看一眼真正的大海，把骨灰撒进浪花里。身边的海撒服务人员轻声提醒“骨灰盒要单独过安检”，我摸着盒身的檀木纹理，忽然想起上周在社区居委会开死亡证明时，办事大姐递来的热水：“别急，手续齐了就快了，海撒的船次每周都有。”
北京出发的海撒路线，最常见的是飞青岛或烟台——这两个城市守着黄海，航班多、流程熟，像给北京家庭量身定制的“过渡带”。选青岛的话，早上8点的国航航班刚好，两个小时就能落地流亭机场；出了机场坐机场大巴到黄岛码头，一路能看见路边的法桐叶飘下来，像父亲生前在天坛公园捡的银杏叶。要是选烟台更省事，航班时间差不多，烟台莱山机场到烟台港只需要40分钟车程，沿途能看见路边卖糖炒栗子的摊子，香得像北京胡同口的味儿。出发前要先办齐手续：死亡证明、骨灰寄存证、海撒申请（北京市民政局官网能查指定机构），服务机构会提前一天打电话确认“明早要带身份证，安检要核对”，像邻居阿姨提醒“明天要降温”似的贴心。
到了青岛码头已经是中午11点，码头上的风裹着咸味儿吹过来，服务人员递来一杯姜茶：“先暖热身，船上风大。”签到台的姑娘把可降解骨灰袋递给我，袋身印着小朵的菊花——这是父亲喜欢的，他生前总说“菊花不扎眼，像老北京的茉莉茶”。告别仪式在码头的小亭子里举行，没有花哨的布置，只有一张铺着蓝布的桌子，摆着父亲的照片和一杯他爱喝的二锅头。主持人是个穿藏青色外套的大姐，声音轻得像海风：“咱们慢慢说，想说的话，大海都能听见。”旁边的阿姨哭着掏出老伴儿的老花镜，轻轻放在桌上：“你看，我把你最爱的眼镜带来了，海里的路亮堂。”
登船的时候，船身晃了晃，我扶着栏杆想起父亲生前怕坐船——“上次去北戴河还是八十年代，晕得吐了一路”。可今天的海特别稳，像父亲拍我后背的手。开船40分钟到了指定海域，船长用广播说“前方就是撒海点”，服务人员拿着扩音器讲解：“逆风撒，花瓣要慢慢飘，骨灰跟着海水走。”我解开骨灰袋的绳子，把父亲的骨灰轻轻倒在手里——像他生前磨的豆面儿，细得能飘起来。海风忽然吹过来，骨灰跟着花瓣一起落进海里，旁边的小朋友拽着妈妈的衣角：“妈妈，爷爷变成小浪花了吗？”妈妈摸着他的头：“对呀，爷爷去陪大海玩了。”我望着海面的涟漪，忽然想起父亲上周在医院里说的“我一辈子没见过真正的海，就想听听浪声”——此刻的浪声裹着咸味儿飘过来，像他在我耳边说话。
回来的路上，服务人员给我递来一张纸条，写着“青岛回北京的航班是晚上8点，提前一个小时到机场”。坐在飞机上望着窗外的云，我摸了摸口袋里剩下的半袋花瓣——是父亲喜欢的菊花。其实海撒的注意事项没那么复杂：提前查好海边的天气（青岛的雾天会延误航班，要提前一天看预报）、穿件防风的外套（船上的风比北京的西北风还刺）、把证件都装在透明文件袋里（安检时不用翻来翻去）。还有心理准备——撒的时候会哭，没关系，服务人员会轻轻扶着你的肩膀，像邻居阿姨拍你后背那样。
飞机落地北京的时候，已经是晚上十点。我抱着空骨灰盒走在航站楼的走廊里，旁边有人拖着行李箱笑：“这次青岛玩得怎么样？”我望着窗外的路灯，忽然觉得父亲没有走——他变成了青岛码头的姜茶味儿，变成了烟台港边的糖炒栗子香，变成了我每次路过北京团结湖公园时，风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