清晨的北戴河海边，我蹲在礁石上看浪花卷着碎贝壳拍过来，裤脚沾了点咸湿的水汽。旁边的阿姨捧着个米白色瓷罐，指节因为用力泛着淡粉——她把罐口对着浪的方向，轻轻倾斜，细碎的白灰顺着风飘出来一点，又被浪头卷进去，像撒了把没化开的细盐。她忽然侧过脸问我：“姑娘，你说这样他会不会冷？会不会……再死一次？”风里裹着海的咸，我看着她眼角的细纹，忽然懂了：她问的从来不是物理上的“死”，是心里那团还没散透的牵挂，像晒了三天还没干的棉被，沉甸甸压在胸口。
其实从科学角度说，骨灰撒海不会有“死”的问题——因为骨灰本身已是生命结束后的无机物。我们的身体由碳、氢、氧这些元素组成，就像树上的叶子、土里的蚯蚓、海里的鱼，本来就是大自然的“零件”。火葬后的骨灰，主要是骨骼中的钙盐和磷灰石，和你在山坡上捡到的碎骨头化石、海边的珊瑚礁没什么两样。把它撒进海里，不过是让这些元素回到它们来的地方：比如变成小鱼鳞片里的一点钙，变成海草叶片上的一缕磷，变成浪花里的一丝咸。它不会“疼”，不会“冷”，更不会“再死一次”——生命的温度从不是靠骨灰维持的，而是那些一起晒过的太阳、一起吃过的热饭、一起聊过的家常，早把温度烙进了记忆里。
我想起去年在千岛湖遇到的小伙子。他蹲在码头边，把父亲的骨灰和一根磨得发亮的钓鱼竿绑在石头上，慢慢放进水里。鱼线垂下去的时候，他摸了摸竿身的裂痕——那是去年冬天父亲钓到大鱼时，被礁石磕的。“我爸生前总说，等退休了要天天守在湖边钓鱼，可没等退休就走了。”他抹了下眼睛，“现在好了，他的‘钓位’永远在这儿，鱼来了他能看见，风来了他能听见，下雨的时候，浪会给他打伞。”旁边卖豆浆的阿姨递过来一杯热乎的，说：“你爸肯定高兴，不用再跟你抢钓竿了。”小伙子笑了，眼泪却掉在豆浆杯沿上，溅起小小的水花——你看，骨灰撒海从不是“结束”，是把一个人的“存在”，换成了另一种更长久的方式：比如湖边的风里有他的烟味，比如钓竿沉下去时的颤动，比如喝豆浆时想起的“少放糖”的叮嘱。
其实在很多人的心里，海洋本来就是“回家”的路。我外婆是老渔民，临终前攥着我的手说：“等我走了，把我撒进东海——我小时候跟着你太爷爷打渔，船翻了是海救的我；你外公走的时候，我把他的骨灰撒在渔码头，现在我去陪他，刚好能一起等你们回来。”她说话时，窗外的台风刚过，浪声像有人在拍门。后来我们照做了，撒骨灰的那天，渔村里的老人们都来帮忙——有人带来了外婆织的渔网，有人端来她腌的咸带鱼，有人说：“老姐姐，这回你不用再赶早去收渔网了，海会帮你看着。”风把咸带鱼的香吹起来，混着海浪的咸，我忽然懂了：海洋从不是“冰冷”的，它是外婆晒在渔网上的阳光，是外公留在船板上的鞋印，是我们每次吃咸带鱼时，想起的“再添碗饭”的唠叨。那些撒进海里的骨灰，不过是让一个人，回到了他最熟悉的“生活”里。
上周再去海边，遇到之前的阿姨。她蹲在礁石上捡贝壳，身边的塑料袋里装着半袋沙子。她举着个带花纹的贝壳给我看：“你看，这像不像我家老周戴的眼镜片？”风把她的白发吹起来，浪刚好打在我们脚边，带着点咸咸的温度。我忽然想起生物课上学的“物质循环”——原来最浪漫的事，不是把一个人“锁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