去年清明刚过，我陪朋友小棠去青岛兑现一个“约定”。她包里装着个玻璃罐，里面是晒干的野菊花——那是她妈妈生前最爱的花，说闻起来像“海边的风”。我们沿着栈桥走，风裹着咸湿的气息扑过来，小棠突然停住，蹲在沙滩上，把罐子里的花轻轻撒进海里。“我妈去年就‘住’在这里了，”她用指尖拨了拨脚边的浪花，抬头时眼角泛着光，“以前我总怕‘没个地方祭拜’，现在才懂，她就在风里绕着我转，在浪里拍我的脚，在我每次看到海的时候，突然跳出来说‘小棠，你看那朵云像不像我上次拍的晚霞？’
说起骨灰撒海对后人的影响，很多人第一反应是“会不会少了归属感”。可小棠的经历让我明白，归属感从不是一块刻着名字的石头能拴住的。她妈妈是个跑了半辈子的摄影师，镜头里全是各地的海——青岛的浪、三亚的沙、大连的礁石，每一张照片背面都写着“下次再来”。去世前一周，她靠在病床上，摸着小棠的手背说：“别给我买墓地，把我撒去青岛的海吧，那里有我20岁第一次看海的样子，风把裙子吹起来，我站在礁石上喊，‘世界真大啊’。”最初小棠是抗拒的，她抱着妈妈的照片哭了三晚，怕“连个说悄悄话的地方都没有”。直到去年夏天，她在海边遇到个卖烤红薯的老太太，老太太举着红薯说：“姑娘，要一个不？我老伴儿以前也爱啃这个，他现在在海里，我每次来卖红薯，都觉得他在旁边说‘别烤太焦’。”那天小棠坐在沙滩上，啃着热乎的红薯，看浪头一波波打过来，突然就笑了——原来妈妈没有走，她变成了风里的菊香，变成了浪里的碎光，变成了她每一次想起时，嘴角扬起的弧度。
邻居陈爷爷的事更让我触动。他走的时候九十岁，一辈子节俭得要命，连矿泉水瓶都要攒起来卖。去世前，他把三个儿子叫到床前，抖着手里的遗嘱说：“我死了，别办葬礼，别买墓地，把我撒去渤海湾——那是我小时候跟我爹打渔的地方，鱼多，浪软，能睡踏实。”儿子们一开始不同意，觉得“对不起老爷子”，直到翻出陈爷爷的旧账本，最后一页写着：“1953年，我爹死在渔船上，我们把他撒进海里，那时候我哭得上气不接下气，我爹的老伙计拍着我说‘哭啥？你爹变成了鱼，变成了虾，变成了我们网里的每一条货，他一直陪着我们呢’。现在我老了，想跟我爹去作伴，不是怕你们麻烦，是想让你们知道，人活一辈子，最重要的不是‘留下什么’，是‘融入什么’。”后来陈爷爷的大儿子跟我说，现在他们家每年国庆都去渤海湾野餐——带瓶陈爷爷爱喝的二锅头，装一盒桂花糕，铺块塑料布坐在沙滩上。“以前扫墓总觉得压抑，现在倒像跟老爷子唠家常，”他举着酒瓶往海里倒了点，“你看这浪，是不是像他以前摇蒲扇的样子？”
还有一次在三亚，我遇到一对年轻夫妻，妻子挺着大肚子，丈夫扶着她慢慢走，手里攥着个青瓷罐——那是妻子的父亲。“我爸是学环境科学的，”妻子摸着肚子说，“他总说‘人类对地球的最大善意，是死后还给它本来的样子’。”她父亲去世前，拉着女婿的手说：“别给我买墓地，那是占地球的地盘，把我撒进三亚的海吧，那里有珊瑚礁，有热带鱼，我能变成它们的养分，看着我外孙长大。”丈夫补充道：“以前我觉得撒海‘太冷清’，直到上次我们来这里，妻子突然说‘你看那只小海龟，是不是像我爸以前戴的眼镜？’”那天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