清明清晨的风里还裹着些凉意，我站在威海半月湾的码头上，看着穿藏青外套的老人把瓷罐里的白灰轻轻倾进浪里——那浪卷着细碎的金箔似的光，像接住了一场没有重量的告别。老人站了很久，直到身边的女儿递来一杯温热的姜茶，他才缓缓转身，眼角的皱纹里凝着一层水光，却没有掉泪。
这是我第三次见到海葬的场景。第一次是去年春天，朋友小棠带着妈妈的骨灰去烟台养马岛。小棠的妈妈是个海洋馆讲解员，生前最爱的事就是蹲在企鹅池边给小朋友讲“企鹅的羽毛为什么不会湿”，确诊肺癌后，她拉着小棠的手说：“等我走了，把我撒去海里吧，我想看看企鹅们的家到底有多远。”那时候小棠还哭着摇头：“不行，奶奶说要入土为安。”直到葬礼前一晚，她翻出妈妈的工作笔记，最后一页写着：“我见过最美的海，是企鹅宝宝第一次下水时，溅起的那串银亮的水花——要是能变成那串水花就好了。”第二天，小棠抱着骨灰盒站在养马岛的礁石上，风把她的头发吹得乱七八糟，她对着海面喊：“妈，我带你去看企鹅的家了。”浪拍过来，溅在她手背上，像妈妈以前拍她的额头。
入土为安”的“安”，从来不是装在盒子里的安静，是“回到想去的地方”的安心。就像我爷爷，生前是青岛港的老搬运工，每天扛着货物走过栈桥，总说“等我老了，就坐在海边看船来船往”。他走的时候，爸爸和叔叔们商量了三天，最后决定把骨灰撒在青岛湾。今年夏天我去海边捡贝壳，蹲在沙滩上翻出一枚带螺旋纹的小贝壳，突然想起爷爷的老花镜——那副眼镜的框子就是这样的螺旋纹，当年他总用衣角擦镜片，说“年纪大了，连贝壳上的纹都要看不清了”。风裹着咸湿的味道吹过来，我把贝壳贴在耳边，听见浪的声音，像爷爷在说：“小囡，捡着好看的贝壳要给爷爷留一个啊。”
有人问过我：“把骨灰撒到海里，以后想祭拜怎么办？”可祭拜从来不是对着一块冰冷的石头说话。我妈妈的闺蜜陈阿姨，每年清明都会带一束野菊花去大连星海湾。她先生是个水手，跑了二十年远洋航线，最后一次出海前，他抱着陈阿姨说：“要是我回不来，就把我撒进我最熟悉的海里。”现在陈阿姨蹲在海边，把菊花瓣一片一片撕下来撒进浪里，说：“老周，今年的菊是我在山上摘的，你以前总说超市买的菊太娇贵，不如野菊有劲儿。”风把花瓣吹得飘起来，有的落在浪尖上，有的钻进她的衣领里，她笑着拍了拍肩膀，像拍掉先生落在她身上的头皮屑——以前先生出海回来，总爱把下巴蹭在她脖子里，说“你闻闻，我身上有海的味道”。
昨天傍晚我去海边散步，看见一个小姑娘蹲在沙滩上画圈，圈里写着“爸爸”两个字。她妈妈蹲在旁边，递给他一瓶矿泉水，说：“要不要给爸爸留个小蛋糕？”小姑娘把手里的草莓蛋糕掰了一块放在圈里，说：“爸爸以前最爱吃草莓蛋糕，每次带我去海边都买。”浪慢慢涨上来，把圈里的字冲散，把蛋糕屑裹进浪里。小姑娘跳起来喊：“爸爸吃蛋糕啦！”妈妈摸着她的头笑，眼里却有泪——可那泪不是悲伤的，是亮的，像浪里的星子。
其实好不好，从来不是别人说了算的。就像小棠说的：“我妈走的时候，我以为我会永远难过，可当我看见浪把她的骨灰带走时，突然觉得她不是走了，是去了她最爱的地方。”海葬不是“消失”，是“换了一种方式存在”——就像小时候爸爸带我们去海边堆沙堡，沙堡会被浪冲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