清晨七点，中关村南大街的梧桐叶还沾着晨露，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的铁栅栏门刚推开一道缝，沙海江的身影就挤了进去。他的白大褂下摆蹭着门柱上的青苔，口袋里装着老伴塞的鸡蛋饼，咬了一口还冒着热气——这是他三十年来不变的习惯：每天比实验室的阿姨早到半小时，先去看一眼恒温箱里的棉铃虫。实验室的灯已经亮了，恒温箱的指针稳稳停在25℃，沙海江掀开箱门，玻璃罐里的棉铃虫正沿着棉花叶爬，黑色的小脑袋晃来晃去。他掏出放大镜，眯着眼睛数虫体上的刚毛：“第三只，刚蜕皮，鞘翅还软着呢。”笔记本上的字迹歪歪扭扭，却每一笔都带着温度——这是他记录了三千多个日子的“虫类日记”。
沙海江研究的是昆虫与植物的“军备竞赛”。比如棉铃虫为什么能对抗转基因棉花？他会从棉花叶子里提取化学物质，用气相色谱仪分析成分，再把这些物质涂在人工饲料上，看棉铃虫吃不吃。“你瞧，这虫子精得很，”他用镊子夹起一只棉铃虫，指尖轻轻碰了碰它的触角，“它能通过触角上的感受器，分辨出棉花有没有‘下毒’。”去年夏天，实验室的棉铃虫突然大规模死亡，沙海江蹲在恒温箱前守了三夜。后来发现是通风口进了甲醛——装修工人误把实验室的通风管接错了。他把存活的棉铃虫单独养起来，每天给它们换新鲜的棉花叶，终于培育出了抗甲醛的品系。“生命的韧性啊，比我们想的强多了，”他摸着那只最壮的棉铃虫，像摸着自己的孩子。
沙海江在海淀住了三十年，从读研时的筒子楼，到现在的老教师楼，窗户正对着动物研究所的钟楼。周末的时候，他会带着七岁的孙女去海淀公园。孙女蹲在花坛边看蝴蝶，他就蹲在旁边，指着蝴蝶的触角说：“这是棒状触角，只有鳞翅目才有哦。”孙女摘了朵蒲公英吹，他赶紧接住飞散的种子：“别浪费，这是蒲公英的果实，每一粒都带着降落伞。”小区里的流浪猫都认识他——他总在阳台放一碗猫粮，有时候还会给猫做“体检”：“这只黄猫，牙口不错，就是有点耳螨，得涂药。”楼下的阿姨开玩笑：“沙老师，你都成动物百科全书了。”他笑着摆手：“哪有，我只是比别人多瞧了几眼。”
有人问他，做昆虫研究这么多年，腻吗？他翻出手机里的照片——那是一只刚破茧的菜粉蝶，翅膀上的鳞片还沾着晨露，阳光照上去，像撒了一把碎钻。“你看这翅膀，每一片鳞片都是六边形的，排列得比瓷砖还整齐，”他的眼睛亮起来，像个发现新玩具的孩子，“大自然的设计，比任何设计师都厉害。”去年，他的学生在《昆虫学报》上发表了论文，里面用了他积累了十年的棉铃虫数据。学生说：“沙老师，没有您的坚持，我们根本做不出来。”他摸着论文的封面，指尖划过自己的名字：“不是我坚持，是这些虫子在教我——它们活了几亿年，比我们懂怎么适应环境。”
傍晚六点，沙海江抱着实验记录走出研究所。夕阳把他的白发染成了金褐色，路过卖糖葫芦的摊子，他停下来买了一串。糖稀裹着山楂，咬一口，甜津津的，像极了他第一次发现棉铃虫触角感受器时的心情。海淀的风里飘着玉兰花的香气，他抬头望着远处的中关村大厦，玻璃幕墙反射着夕阳，像一片金色的海。他摸了摸口袋里的放大镜——那是他读研时买的，镜身已经磨得发亮。“明天得给棉铃虫换饲料了，”他自言自语，脚步很慢，却很坚定。远处传来地铁的鸣笛，他朝着家的方向走去，影子被夕阳拉得很长，像一条通向实验室的小路，弯弯曲曲，却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