清明那天，我抱着奶奶生前织的蓝布包——里面装着她最爱的桂花糕，去海边追思。风里飘着咸咸的湿意，防波堤上的野菊花摇得晃，我看见一对穿藏青色外套的老夫妻，正蹲在礁石边，捧着个用旧船木做的小盒子。盒身刻着深褐色的波浪纹，像极了奶奶当年在蓝布上织的花样。
老爷爷的手指有些抖，他轻轻掀开盒盖，细碎的骨灰随着海风飘向海面。阳光穿过水雾，把那些颗粒染成金粉，慢慢沉进蓝得发暗的海里。老奶奶用袖口擦了擦眼角，声音里带着点笑：“你看，他飘得比上次跑南洋还高。”原来，老爷爷的老伴是跑了四十年船的老水手，临终前攥着他的手说：“别买墓地，把我撒去老航线——我这辈子走了那么多海，最后得回自己的路上。”
那天晚上，我坐在海边的石凳上，风卷着海浪拍岸的声音，忽然想起很多人的故事。他们选择海葬，从来不是一时的决定，而是把“家”的坐标，早早刻进了海里。
邻居张叔是个老渔民，从我记事起，他的皮肤就像晒透的老树皮，手里总攥着个铜烟袋。每年休渔期，他都会搬个躺椅坐在海边，看年轻渔民补网。去年冬天他走的时候，儿子跪在床边哭着说要买块最好的墓地，张叔却摇了摇头：“我生在海边的竹棚，长在摇晃的渔排，死了要回海里——那里有我捞过的石斑鱼，补过的尼龙网，还有你妈当年给我送的热粥。”撒骨灰那天，张叔的儿子划着小渔船，把骨灰撒在他当年常去的渔排附近。风掀起海浪拍船舷，儿子忽然喊：“爸，你看，渔排上的灯亮了，像你以前给我留的夜灯。”
朋友小棠的妈妈，是我见过最“野”的阿姨。她生前爱背包旅行，客厅墙上贴满了机票根，最远去过北极看极光。去年她查出乳腺癌晚期，躺在病床上还笑着翻旅行手册：“你说，我撒去海里，能不能跟着洋流飘到挪威？那里的极光我还没看够呢。”小棠本来不同意，可阿姨拉着她的手说：“我活了五十年，最讨厌‘固定’——固定的工作，固定的房子，固定的墓地。我要变成风里的沙，海里的水，想去哪就去哪。”撒骨灰那天风很大，阿姨的骨灰被吹得很高，像一群白色的蝴蝶。小棠望着海面笑了：“妈，你真的在飞——比上次去云南跳滑翔伞还高。”
公益组织的李姐，是我见过最“傻”的人。她做了十年环保，总说“地球的土地要留给活着的人”。去年她走的时候才四十一岁，肺癌把脸熬得苍白，却还笑着留信：“把我撒去黄海的红树林——我以前种的那些树，该浇水了。”我们按照她的意愿，把骨灰撒在红树林附近的海域。那天，红树林的叶子在风里晃，像李姐生前扎的马尾辫。同行的志愿者说：“你看，海浪拍树干，像李姐在给树挠痒痒。”我忽然明白，李姐没走——她变成了红树林的养分，变成了小鱼的藏身处，变成了海鸟歇脚的枝桠，继续守护着她爱的世界。
外婆的老同事周姨，选择海葬是怕“给孩子添麻烦”。周姨的儿子在深圳工作，每年清明都要坐十几个小时火车回来扫墓。去年她住院时拉着儿子的手说：“别买墓地，撒去海里——你想我了，就来海边吹吹风，我能听见你说话。”撒骨灰那天，儿子带着周姨生前织的毛线围巾，把围巾系在海边的栏杆上。风掀起围巾飘起来，像周姨的手轻轻拂过他的脸。“妈，我听见了，”儿子对着海面喊，“风里有你煮的小米粥的味道。”
那天傍晚，我抱着奶奶的蓝布包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