海葬那天的海风吹得人眼眶发疼，我抱着外婆的樟木骨灰盒往回走，盒子里已经没有了骨灰，却还留着她衣柜里常有的樟香——那是她生前为了防蛀，每年都要翻晒的樟木箱子的味道。到家后我把盒子放在沙发上，它安静地躺着，像个空了的壳，可我不想就这么把它塞进储藏室——那太像一场仓促的收尾，外婆那么喜欢花，那么喜欢把家里布置得暖暖的，这个陪伴她最后一程的盒子，应该有更温柔的归处。
后来我在阳台的多肉盆里找到了灵感。外婆以前总说我养的多肉“胖得像小娃娃”，我把樟木盒的盖子拆下来，用砂纸轻轻磨平边缘，在中间挖了个浅浅的槽，填上透气的颗粒土，种上她最爱的姬胧月——那种叶子红得像小灯笼的多肉。盒身的侧面，我用马克笔描了她的名字，旁边画了株小小的薄荷（她夏天总爱泡薄荷茶）。现在这个“多肉盒”就放在阳台的花架上，姬胧月的叶子越涨越满，盖过了盒沿，阳光照下来时，樟木的纹理和多肉的红叠在一起，像外婆坐在藤椅上，摸着我的头说“小囡的花养得好”。
朋友阿琳处理父亲骨灰盒的方式，让我想起了“时光胶囊”这个词。她父亲是个火车司机，生前攒了一盒子的车票——从绿皮车的硬纸板票，到高铁的蓝色磁票，每张都夹在泛黄的笔记本里。阿琳把父亲的胡桃木骨灰盒改成了带抽屉的收纳盒，抽屉里放车票，盒身正面贴了父亲穿制服的老照片，旁边粘了她小学时画的“爸爸的火车”——歪歪扭扭的火车头冒着烟，车轮是用彩笔涂的黑色。现在这个盒子放在她书房的书架上，和父亲的旧铁路制服肩章、她的毕业照摆在一起。“每次拿书的时候扫到它，不像骨灰盒，倒像个装着日子的宝盒。”阿琳说，上次她翻抽屉找车票，摸到父亲当年带她去北京的硬纸板票，票面上还留着父亲的指印，“那一刻突然觉得，爸爸没走，他的车票还在，他的温度还在。”
楼下的老周是做了三十年木工的手艺人，他听说我想改造骨灰盒，主动来帮忙。“木头上有树的年轮，就像人有日子，别浪费了。”他摸着外婆的柏木盒说。老周把盒子拆成几块木板，用传统榫卯结构拼了个小木屋模型——屋顶是斜的，开了个小窗户，门能轻轻推开。他在木屋侧面刻了“外婆的小花园”，然后帮我把它固定在楼下花园的桂花树下。现在每到春天，桂花落进小木屋的窗户；夏天有蚂蚁在门口爬；秋天我会放几颗向日葵籽（外婆生前种过向日葵）。有次我看见一只麻雀站在木屋屋顶，歪着脑袋往里看，突然觉得外婆好像变成了风里的桂香，变成了麻雀的小脚印，变成了木屋里的阳光——她没走，只是换了种方式，和她喜欢的自然待在一起。
最让我触动的是小姨的做法。她把外公的红酸枝骨灰盒拿到手作店，做成了一串木珠项链。手作师傅说，红酸枝的纹理像“凝固的流水”，适合做贴身首饰。师傅把木盒切成小块，慢慢磨成圆滚滚的珠子，每颗都保留着原来的纹理——有的地方深褐如外公喝的普洱茶，有的地方浅红似他种的月季。小姨把珠子串成项链，挂在脖子上，珠子贴着胸口，“就像外公还在抱我”。她还做了个书签，用剩下的木料刻了外公喜欢的诗句：“面朝大海，春暖花开”（外公生前总说要去看海，可惜没等到）。现在这个书签夹在她的笔记本里，每次翻书时，木签边角碰到纸页，发出轻轻的“沙沙”声，像外公以前翻报纸的声音。
其实我们怕的从来不是“处理”骨灰盒，而是怕那些和逝者有关的
